"在一个空的鱼缸里放入几只跳蚤。鱼缸的高度足以让跳蚤跳过。然后放上一块玻璃板来盖住鱼缸的开口。跳蚤们会一次次跳起来撞上玻璃板。撞了很多次感到疼痛后，它们就开始调整跳跃的高度，只跳到玻璃板正下方。一小时后，没有一只跳蚤再撞到玻璃板。所有跳蚤都只跳到即将接触天花板的高度。之后即使把玻璃板拿开，跳蚤们仍然像鱼缸还被盖住一样，继续只跳到那个有限制的高度。"
这是《想象力词典》(伯纳德·韦尔贝)中关于"跳蚤的自我限制"的故事。
我们在学校从事的工作是怎样的呢？学生为什么必须在上午9点前到校？这是由谁规定的？如果全国所有学校都在9点统一开始上课，这对谁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学校各级的课时都是40（45、50）分钟？为什么这个时间对每个学生都是统一的，对每个科目也都是这样安排？为什么不太理解的学生也必须在那个时间内学习？
学生为什么要一起听老师讲话，为什么要在同样的时间读同样的课本？为什么同一学校的学生要用同样的教科书学习？这对谁有好处？
为什么身高相近的学生要一起跑步，只有先到达才能获得掌声？为什么要发给学生相同规格、相同材质的画纸让他们画画？学生们要求这样做了吗？
学生为什么主要向老师提问？学生为什么必须笔直站着，大声提问和回答？为什么对内向的学生也没有例外？为什么必须先听完解释之后才能提问？
这些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没有机会被质疑，而且教育的提供方与接受方立场不同，因此有时候有必要提出这些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并试图回答。这样才能找出需要拿开的"玻璃板"的真实身份。为了更好的教育，如果老师能力所及改变哪怕一件事情，那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。
从学生的角度来看，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，可能会涌现出意想不到的各种问题。
我们可以遇到对以优秀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学方式有疑虑的老师。这种疑虑可能源于对发展缓慢学生的责任感，也可能源于对教学方法错误的反思。当向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地位的人物询问其敬重的师长时，有时会听到他们缅怀曾经给予特别照顾的老师。当事人也许会感到欣慰，但霍布斯·鲍姆曾说过，需要特殊教学的对象是二等生以下，一等生即使不特意教导也会学得很好。
仔细想来，需要拿开的玻璃板不仅存在于学校的规则之中。人们常说这是一个家庭教育缺失的时代，并将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，但学生们从未说过除了知识课程之外什么都不需要。无论多么困难，学校关注曾由家庭承担的教育的一部分是当然的，这也相当于拿开那块玻璃板的工作。
在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这本书中，主人公霍尔顿·考尔菲尔德这样说："我总是在脑海中想象一片宽阔的麦田，一些小孩子在里面高兴地玩耍。只有几千个小孩子，周围除了我没有大人。我站在悬崖边上。我的工作就是，如果有谁要掉下悬崖，我就赶紧去拦住他。孩子们跑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跑，对吧？每次这种时候我就出现拦住那个孩子。我真正想做的就是这个。我也知道这是傻事，可就是这样。"
我不禁会想到，保护学生的守望者——也许有些愚蠢、有些孤独——除了老师别无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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