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给明年预算方案起的名字是"向不可替代的大韩民国大跃进"。说要打造一个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内容等领域都无人能追的国家。可是同一份预算方案的另一页上，却写着完全相反的算术。政府废除了维持55年的教育交付金与国税挂钩制(20.79%)，将明年教育交付金冻结在78.9万亿韩元。如果维持挂钩制，应该在100万亿韩元左右，这样教育部门本应增加的约20万亿韩元，将流入新设立的162万亿韩元未来应对基金。政府强调"教育预算总额不会减少"。这话没错。但问题不在于削减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当税收创历史新高、所有领域的预算都随之增加时，唯独教育的份额被冻结不增。
政府的论据是'经合组织'。韩国初中小学学生人均教育支出居经合组织最前列，现在到了调整的时候了。昨天(2日)在首尔全泰一纪念馆见到的首尔市教育监郑根植(大韩民国教育监协议会会长)直接反驳了这一逻辑。从K-pop到半导体，各个领域都引领世界的时候，为什么教育投资反而要后退到'经合组织平均水平'呢？
这话说得对。人均支出跃至最前列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减少了。当与税收挂钩的预算在增加时，学生数量急剧下降，分母缩小导致数字增大，把这种现象作为'过度投资'的证据来解读，几乎是一种错觉。实际上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看初中等公共教育费，韩国处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。确实需要根据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进行教育结构调整。但是，对需要结构调整的病人开处方时，应该给的是手术计划而非毒药。
冤屈之处在别的地方。这次繁荣是全国上下共同创造的，税收增加导致各领域的库房一起扩大。教育一线在数十年来首次感受到了这种宽余。基础学力下降、人工智能时代的课堂转变、托育空缺、教权崩坏、过度拥挤教室和面临消亡危机的农村学校，积压了太多因缺钱而推迟的课题。眼看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，可以着手解决这些堆积的问题了，可政府却要把这部分预算整个挪到基金库里。有这么多教育问题需要解决，既然税收一起增加了，为什么不能一起用呢？这个要求过分吗？
用家庭作比喻就是这样：爸爸妈妈发了大财，在制定出国旅游计划的同时，却对孩子说不用买平板电脑了，用学习资料就够了，还要显示自己"特别好心"买一套题集。家里情况宽裕了，应该从孩子教育开始照顾。国家库房膨胀到历史最高，反而先冻结孩子们的份额，看着这样的政府，不禁要问，你这是为人父母吗？
归根结底，学生减少的原因来自教育。生不了孩子是因为吃不上饭吗？不能养孩子的原因就是怕教育费——数十年来的答案就是这样。大韩民国教育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低出生率。在未能教会如何调和冲突、尊重差异的教育之上，极端的左右对立、性别冲突、各种社会反目应运而生。其结果就是如同无翼坠落一样持续下降的出生率，而如今才刚刚停止下滑、找到恢复的线索。
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政府却要削减教育预算。不能让刚刚停止下滑的未来世代这次连翅膀都被折断。不经过彻底的计划和论证就匆匆推行的削减，不仅无助于复苏，反而是在复苏上撒灰。
'重新投资'的包装也值得拆开看。162.3万亿韩元基金中，实际用于4大领域投资的是45.4万亿韩元，其余104万亿韩元堆积在叫做'闲置资金'的库房里。教育·人才计账只有10.1万亿韩元，是四个计账中最少的。从教育中拿出20万亿，再投入10万亿到教育·人才中。这很难称之为重新投资。
程序更让人难受。在改变超过半个世纪的制度时，与全国教育监·教育团体没有进行过一次正式协议。郑教育监上月曾公开说"应该进行说明和听取意见，但程序极其仓促"。353个教育·市民团体要求废止，但政府以国务会议表决作为回应，法案将于3日提交国会。
昨天在全泰一纪念馆，在韩国宪政史上首次担任三届首尔市教育监的赵希然前教育监，以'共存'为主题推出了教育市民团体'共存的庭院'。这源于一种问题意识：调和冲突、尊重差异的共存文化已经消失，我们社会只剩下对立和对决的框架，而教育的失败正是其根源。他看到的我们社会的冲突和对立有多严重，才会给团体起名为'共存的庭院'。一方面市民们在建立庭院来复苏教育失败，另一方面却在这样做——当学生急剧减少、与税收挂钩的预算随之增加、人均教育费跃至最前列时，却以'超过经合组织平均水平'为名义，把原本用于孩子教育的资金挪走。
如果这是必要的改革，至少应该先进行最基本的讨论过程。现在球在国会手里。国会需要追问的不是基金规模，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以平均水平为目标的国家，能成为不可替代的吗？希望"投资采取平均水平，却要创造不可替代的成果"不要成为大韩民国新预算方案的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