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栏 现在是文化(文话)时代 釜马民主抗争,照亮今日民主主义的镜子

[现在是文化(文话)时代]-12

1979年10月,釜山和马山的街道上回荡着市民反抗维新独裁统治的呼声。在政治压制和经济不满积累的情况下,叠加野党总裁金泳三被取消国会议员资格,市民的愤怒爆发为街头抵抗。大学生率先行动,随后劳动者和商人等普通市民纷纷加入,抗争随之扩大为撼动整个地区的民主化运动。

釜马民主抗争是加速维新体制崩裂的韩国现代史的决定性转折点。它成为了同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后政局变化的直接导火索,并成为推动维新体制终结的实质性背景。政府在釜山宣布戒严,对马山·昌原一带发布禁足令,展开强硬镇压。然而,政府虽然能够压制街头游行,但无法消除产生这种声音的社会根源。

权力总是错误地认为能够压制市民的自由,但釜马抗争却在我们的历史上清晰地刻下了一个印记:权力的行使范围及市民基本权利如何得以保护。

47年后的今天,我们重新审视釜马民主抗争的原因正在于此。这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纪念,更要反思47年前街道上响起的诉求在今天的民主主义中是否得到了完全实现。

市民的抵抗推动了历史进步

釜马民主抗争难以用特定政党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成就来解释。这是一场来自各个不同处境的市民,在分享对政治压制的不满和对自由渴望的基础上,自发地扩大抵抗范围的事件。它清楚地证明了民主主义的真正主体不是权力者或政治人物,而是守护生活阵地的普通市民。

然而,民主主义并非仅通过具备制度和法律的形式而完成。权力是否按照法律和程序得以严格行使,市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否得当运行,这才是核心。一旦对权力的制衡削弱,民主主义的基础就必然会动摇。

此外,民主主义的成熟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。釜马民主抗争的根本之中,不仅有对政治自由的渴望,还深深铭刻着对积累的经济两极分化和生活不平等的不满。今天亦是如此。如果就业和住房不稳定、不平等加剧,市民就难以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民主主义的成果。

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决非两个独立的问题。当每个人都能在公平的规则下获得开创自己生活的机会,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能够被反映到政策中时,民主主义才能真正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扎下深根。

不将差异视为敌人的包容性团结

当今我们社会的政治分歧难以找到妥协点,只会加剧阵营间的敌对感。重复的现象是:相比说服意见不同的对方,更倾向于排斥;对自党的过错宽容,却对对方的失误施加严厉的惩罚主义标准。在民主社会中,冲突是自然现象,但将其转化为不可能对话的敌对和不信任,这是对民主主义源头的破坏。

釜马民主抗争遗留下的团结教训,并非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相同想法。其中的智慧在于,处于不同处境、拥有不同意见的人们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握手。多数的支持无法为所有决定正名,少数意见也不能被排除。对话和妥协并非原则的退缩,而是调整利益关系、寻求社会能够承受的最优方案的民主过程。

政界的责任无比沉重。必须摒弃因煽动冲突而凝聚粉丝和支持者的机会主义,展现顾及整个社会利益的负责任政治。市民也必须摆脱阵营逻辑束缚,对所有人都适用相同的民主标准和责任。

将记忆转化为今日的责任,并写入宪法

铭记历史不仅是悼念过去,更是将这份记忆承接为今日的责任。釜马民主抗争的历史不应成为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的专属。面对独裁、要求自由和权利的市民的意愿超越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或阵营。评价过去权力的标准也必须平等地适用于审视今日的权力。

现在到了将釜马民主抗争的历史意义明确承继为宪法价值的时候。现行宪法序言阐明了继承三·一运动和四·一九民主精神。在此基础上,明确釜马民主抗争和五·一八民主化运动等市民对民主主义的抵抗和牺牲,是决定大韩民国尊重什么样的历史、向下一代传承什么样的价值的核心课题。

47年前釜山和马山市民站在街头要求的自由、公正和民主主义价值,如今依然有效。继承抗争精神的道路不在于重复过去的口号。而在于对权力坚定地追责,坚守法律和原则,用对话调和差异,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等今日的实践。